政治與道德不可分離:
對馬政府提名林輝煌出任大法官的一 點感想
看到總統提名林輝煌擔任大法官,法務部長羅瑩雪竟稱,美麗島事件是很久的事了。實在令人感嘆。
剛好最近坐車時在看一本有關西德前總理Willy Brandt的傳記小書,對馬政府實在有一些感想。
Willy Brandt為冷戰時期第一個踏上東德、東歐及蘇聯,進行破冰之旅的西德總理、同時也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。
一九六九年布朗德在激烈的選戰中險勝,接任西德總理,社民黨(SPD)上台,成為戰後德國第一個左派政府。布朗德於納粹第三帝國時期先後流亡挪威、西班牙及瑞典,戰後 回到柏林,隨即步入政壇。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年擔任西柏林市長,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擔任大聯合政府時期的西德外交部長,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四年為西德總理。
由於長期擔任冷戰時期孤島的西柏林市長,直接面對共黨陣營的威脅,布朗德於市長任內經歷無數次的“柏林危機“。一九六一年起東德更築起了柏林圍牆,將西柏林團團包圍,使布朗德深切的體認到,穩健處理與東德、東歐各國及蘇聯關係的急迫性與重要性。
在這樣意圖走出孤立、威脅,穿透柏林圍牆包圍的危機感下,開啟了西德的東進政策(Ostpolitik)。然而,雖有此危機感與企圖心,如何推動與東邊鄰居的真正的和解?何謂東進政策的核心價值?
布朗德認為,要推動真正的和解,創造有利的和平環境,政治與道德不可分離。因此,那種現實主義政治行動者,如尼克森、季辛吉等人相信的,道德放兩旁、政治計算擺中間的想法,不是布朗德的風格。毋寧,要推動真正的和解只有一途: 宣示德國徹底的為過去踐踏人權的作為懺悔、認錯。
於是,一九七零年底一個蕭瑟的冬日,寒冷的北風中,布朗德來到波蘭華沙的猶太紀念碑前,在許多隨行人員的錯愕中,緩緩的跪下。那一刻,仿佛時間就此暫留,許多二戰的受害者、集中營的倖存者,紛紛流下了眼淚。
布朗德在華沙雙膝下跪的畫面不久便傳遍全球,不僅在西方普遍受到讚揚,也在蘇聯、東歐讓人豎起拇指。人們認為布朗德勇於認錯、承擔責任,是這個時代裡,真正的英雄。隔年,布朗德毫無異議地獲頒諾貝爾和平獎。
挾著高人氣的道德正當性,布朗德在一九七四年下台前,與前東德完成了兩德基礎條約,互相承認對方的合法性;此外,更與蘇聯在莫斯科簽定德蘇和約、與波蘭在華沙簽定德波和約,大大了減少冷戰時期東西兩方陣營武力衝突的可能性,為歐洲和平奠定紮實的基礎。
如果布朗德堅持在道德與政治不可分離的基礎上,從事東進政策是對的,那麼,檢視馬政府上任多年來的表現,從不歡迎達賴喇嘛來訪、陳雲林事件、對新疆事件默不作聲、大埔事件、洪案、強推服貿而引爆太陽花學運、以警力毆打民眾與學生,荒誕的言行搞得萬夫所指,道德正當性盡失,在在顯示馬政府已完全成為anything goes 的現實主義政治行動者,與布朗德的東進政策理念全然背道而馳。
有鑑於布朗德對歐洲和平的貢獻,僅僅在其去世(一九九二年)兩年後,二元德國馬克刻上了他的肖像;德國境內目前為止數不盡的街道、廣場都以布朗德為名;在歐洲各地,例如葡萄牙、法國、挪威、瑞典,甚至波蘭,人們都可以看見布朗德的紀念銅像。
布朗德以其真誠認錯,勇於懺悔,承擔責任的道德力量,感動了人民,穿透柏林圍牆,成功的完成西德的東進政策,並且留名千古,散落歐洲各地的銅像已為其歷史定位做出最佳註腳。
相對來說,一心想要“西進“,甚至為了西進政策而不惜強推服貿、貨貿,置人民生死於度外,道德放兩旁的馬總統,在軍法系統因為洪案已遭廢除後,還要強推美麗島事件中,擔任軍事檢察官的林輝煌出任大法官,歷史會怎麼評價他呢?